以剝削的遣散費 為製衣時代作結
黃玉蓮
編按：當成衣工人的經歷堪成香港七八十年代集體回憶的重要部分，我們的媽媽、鄰居的兒子，甚或自己，都曾經是成衣工人。進一步出版之《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從工人們的故事固然得以側見一個工業以至一個城市的經濟興衰史；並透現工人們自身的尊嚴，以及她╱他們當時和僱主的「道德關係」和後來全球化時期這段關係的崩潰。本篇會是毛衣廠葉大姐的故事。
訪問╱黃玉蓮、王曉 撰文╱黃玉蓮
葉大姐：照燈的日子
葉大姐，1945 年出生，訪問時58 歲，福建石獅人。家裏九兄弟姊妹，排行最大，由於家貧及孩子太多，父母便把葉大姐及兩個妹妹送給阿姨撫養。
阿姨在刺繡廠工作，工廠就在家隔壁，葉大姐每天去看他們工作， 15 歲時決定入行，初入行時做編花，結婚後當上「輔導員」，教人繡花和串珠。
1981 年，她帶着大女及兒子來港，期望與多年沒有音信的丈夫重聚。但到港當日，只有奶奶接車，並說只會帶一對子女回家，不歡迎葉大姐；因為葉大姐的丈夫跟其母親說過，若她把葉大姐接回家，他便不認她為母親。
在人生路不熟的處境下，葉大姐只好讓子女跟奶奶回家，自己則到丈夫的舅母家暫住。不久葉大姐在玩具廠覓得工作，便叫兒子來跟自己住，一起「捱啊捱啊捱」。就這樣，葉大姐展開了她在香港的工廠生涯，在1988 年轉到製衣廠，高峰時期月薪萬多元。
但過去5 年開工不足，在訪談前期間剛遭遣散，並正通過工會追討合理的遣散賠償。
我們訪問葉大姐時，她多次強調她是靠自己的雙手把兒女養大，說話中流露着莫大的自豪與成功感。
「我先生72 年來香港，他媽媽和弟弟在香港。我18 歲（1963 年）便結婚，19 歲生女。但我從72 年到現在也未見過我丈夫本人，所以我是靠我一雙手湊大我的仔女，從子女結婚至買樓也是我自己捱出來的。那時是政府讓我來香港找丈夫的，由我提出申請。」與 丈夫關係疏遠，葉大姐申請到香港時已作好心理準備，丈夫可能不會相認，因而寧願帶着大女及兒子到香港，把二女及細女留在鄉下。
「最初政府批准我的兒子和幼女跟我來港，我說若批准我來，我便要換。因為我不知來港後我丈夫要不要我。如果他不要我，我大女可以去做工，我們兩個工作便可 以養鄉下兩個女和兒子讀書。所以要換大女來。大女當時虛齡18 歲。政府考慮我的辛苦，就讓我細換大。」「價錢不錯」，只因密密手由80 年代至90 年代初，葉大姐辛勤工作，生活節儉，一心一意把子女養大。當時工廠訂單還充足，總是「工找人」，葉大姐因而從沒想過會有沒工作的日子。
「我在81 年先做玩具廠，之後我到一間叫『海城』2 的風扇廠做，做了3 年。」「當時製衣業興旺，人人也入製衣。於是自己就跟潮流，一起入製衣業。初時（87 年）做查衫和剪線頭，由人介紹，問我做不做照燈。我做冷衫，照燈就是查剛織出來的冷衫有沒有爛、花紋對不對、合不合格等。若有問題要給補衣織補，補完再拿去洗水。做完挑撞後，在生產線上我是第一個做檢查的人。
「88 年『大光明』製衣廠開張，那時要見工，他說是做照燈，6 月1 日開廠，我打電話去問，那便行了。
「這是我第一份在製衣廠的工作。由1988年6 月1 日做起。我把日子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為那天是工廠的開廠日。工廠一開始，我便來這兒工作。是由人介紹入去做。他說在長沙灣的大光明請人，問我去不去。從前製 衣廠都多在（九龍）附近。」「大光明有以下的部門：第一是縫盤；第二是挑撞。縫完整件毛衣後，挑撞是要用小勾把線頭藏回毛衣內。縫盤由機器縫製，挑撞便用 人手。跟着便是由我照燈，然後洗水、燙部燙衫、車嘜頭（即牌子標誌）、查。第一次查衫後做補衣（初時衣服有問題便要補，然後洗水，如洗水後有問題， 查之後再補過），之後再查一次才包裝。
縫盤的人數會多些，有十多個。挑撞在開始時會多些人，旺場時十個八個。補衣有時有十多人。初時有些縫盤工作在大陸做，但技術不好，很多爛衣服，所以需要多 些補衫的人。但照燈就只有我一人，由我做所有的工作。」大光明廠生產的毛衣是蠻有名氣的名牌貨，運去澳洲、美國、日本，以往在太古城亦有出售，因此查貨特 別嚴格。既是名牌貨，自然售價不菲。但工人從中又得到多少工資呢？
「從前照燈的價錢都不錯，可以掙不少錢。其實各部門，各有千秋，熟練了便可多搵些錢，生手便不會快。」細聽之下，葉大姐所說的「價錢不錯」，是要求工人全日不停工作才可以達到的。
「我當時是計件數，每一個人的件工價錢也不同。老闆總會有一個價錢：每件衫算多少錢。我是計打，但要做好久。
我初入行照燈，一打才一元。初入去比較難照，一小時都可以做十多打。照熟之後，如果容易照的，一小時有廿幾三十打，但也好辛苦，如一件衫要看兩個袖，再轉 一圈，又要再揮兩次，一件衫要放上放下做5 次，12 件便要做60 次。所以也幾辛苦。坐着做，兩個燈照，照完大燈，之後照手袖的細燈。剛做時真是很累，工作一天後，肩膊好累。現在手指骨也會微曲。要有一個特定的姿勢，才 能把毛衣穿入照燈內，要不然怎放也放不下。有時手指也會痛。工作時燈着了，手會熱。到洗手間後洗手，水是冷的，一冷一熱，手部骨節漸漸變得酸痛。」燈着手 熱，洗手水冷儘管辛苦，仍然開心，亦不多計較。「最開心的時候是掙最多錢的時候！工作是很辛苦，但辛苦得來很開心。真的很辛苦，由早上8 時、9 時便上班，如果有工作做，我便要很早返工。8 時多便返，做到凌晨1 時2 時才回家，要不然怎能掙那麼多錢！中間放一個小時吃飯。晚上只有半小時吃飯，都是吃麵包。吃午飯時間一定要停工，廠的裝置是這樣的。但如果多工作，他們便 『隻眼開，隻眼閉』。但我也稍停一小時，養養精神，那便可以捱到凌晨，若『過度』疲勞便不能工作。那時長沙灣有通宵車，但貴些。
「以前我的貨疊得高高，比我還要高，我自己一個人在衣服堆中間，我笑說自己在『四川盆地』。我又看不到他們，就住在『四川盆地』。
「以前年初九開工便做到年三十也很旺，天天也有工作，全年都旺。開通宵班便由8月份開始，趕在聖誕節落貨，3 月至6 月也很忙。我們經常也有很多工作。不是旺季時，也要（晚上）8 時才下班。10 時也是常事……
「掙到最多的一個月有萬多元，那時是『四川盆地』的日子，那些貨真是很多……
91 到93 年也不錯，一年中只有幾個月較少貨。」在工廠仍不愁沒有訂單的90 年代初期，葉大姐從沒有想到會有沒工開的一天。「挑撞在我隔鄰，她們對我很好。她們說： 『葉大姐，我教你挑撞。』我說自己有工做便好了。當時沒有想到那麼長遠，想做到60 歲就好了。怎知道未到60 歲便失業。」葉大姐工作的製衣廠自1997 年開始搬回大陸東莞，初時還有訂單，原來一個月也有千多至二千多打的工作量。1998 年金融風暴之後，工作量大減，約在5 年前開始開工不足，但一年都有數萬元收入，最少也有4、5 萬。到2002 年便開始沒有工作，全年收入只得9000 多元。至2003 年，由葉大姐所負責的部門及往後各工序的部門全遭刪除，工人全被遣散。
「現在那間公司還在，還有縫盤和挑撞，只是由我的部門開始刪除，遣散我們。（其他部門）全遷返大陸。」在2005 年之前，由於香港擁有成衣配額，很多工廠老闆仍需在港設廠，才能保留他們的出口成衣配額。不過，80 年代隨着中國大陸的開放，不少工廠都漸漸北移，只留下部份工序在香港的工廠完成，以滿足獲得成衣配額的要求。葉大姐那間工廠更在1997 年金融風暴後，進一步減少仍留在香港的部門，以降低成本。老闆在遣散工人時更鑽法律漏洞，剝削工人。
一年20 元遣散費
「遣散有賠償。賠了我1200 元多，我做了15 年半，哪有這麼少？所以就想爭取。於是來工會找幫忙。
「想不到賠償得那麼少。如果照勞工法例，就不只這麼少。也不知他怎樣計算。
「工會沒有替我們計遣散費，但我們到勞工處，教我們自己計。用公司工計算，一小時25 元。一天工作8 小時，我一天便有200元。一年可計18 日，我做了15 年半，最後，公司即要賠55500 元。那天勞工處叫那經理來商討，他答應把遣散費增至4000 元。我做了將近16 年，即一年只有20 元？我拿他廿元有什麼用。
「廠長稱是我包頭。我不用找人來，總之我包了照燈部門來做，但我從來也沒有拿過加一，也沒拿過有薪假期。工具又是工廠的，我根本不用準備什麼。工廠如果堅 稱我是包頭，他們就不用賠償費用給我。但在勞工處有一條，如果我的生產工具是由工廠提供，又在工廠內工作，就不算是包頭。」回想當年晚晚加班的日子，葉大 姐從沒想到還沒到60 歲便因開工不足而失業。幸好兒女已成家立室，也各有工作，所居住的樓宇亦早已供滿。失業後她由兒子供養，自己省吃儉用，生活還算可以。就如她說： 「我當時最大希望是，勤力工作，可以買樓，把子女湊大，見到他們成家立室。現在全部任務已完成。（笑）全部子女都成家立室。」她一生自食其力，養大子女的 心願，總算是已經達到了。
（文章輯自《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經刪節。另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