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洛賓
譯：五月
上週末（9月2日至3日），在香港舉行的一帶一路與金磚五國(BRICS)民間研討會吸引了超過一百名參加者。金磚國家領導人本周會在廈門舉行第九屆金磚峰會，香港貿易發展局下週末也會主辦旨在吸引投資者和其他商界人士的香港第二屆一帶一路峰會；但在這之前，來自八個國家的民間社會團體成員和香港本地人士聚集一堂，分享經驗，發出了批評官方峰會推動的新自由主義路線的聲音——這也是常常被各種官方峰會排除在外的聲音。會上的討論也展示出一帶一路和金磚五國所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是如何以犧牲人民與環境為代價來實現的。
香港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在開幕詞中介紹了香港人民在追求民主和反對政府自上而下的發展項目的抗爭中正面臨的挑戰和打壓。談到民主權利能否真正解決所有民生問題時，他說他觀察到世界各國人民都面臨著共同問題，即使在所謂“民主”國家，自由貿易協定往往也是未經民主協商就閉門簽訂。他還強調了國際團結和抗爭全球化的重要性。
南非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帕崔克·邦德（Patrick Bond）
南非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帕崔克·邦德（Patrick Bond）介紹了金磚國家目前的情況，並提出金磚國家有發展失控的危險。他指出，日益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比如中印之間），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引起的愈發激烈的競爭，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趨勢，生產過剩，債務激增導致的金融脆弱性可能使一些國家破產，這些都嚴重威脅著金磚國家共同合作的能力。與此同時，金磚國家繼續“嘴上左，實際右”，為了加入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遊戲，不惜犧牲自身所在地區的第三世界國家。因此，各國民間社會必須建立更多聯繫，以自下而上的壓力來對抗金磚國家的“次級帝國主義”勢頭。
來自印尼民主經濟學院的Hendro Sangkoyo
研討會接著討論了一帶一路這一中國最近發起的海外投資戰略。來自印尼民主經濟學院的Hendro Sangkoyo介紹了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來自香港的工運研究者區龍宇則介紹了在中國崛起背景下中共希望一帶一路達成的目標。 Sangkoyo博士認為一帶一路並非新鮮事物，而是資本主義制度邏輯的延續，他說：“一帶一路快速過度的擴張是光天化日之下對人民生存空間的劫掠，是一場對人類和生物圈的系統屠殺。” 他還展示了之前類似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對印尼環境和“生存空間”的破壞。區龍宇則對中共所謂的 “和平發展” 提出異議，並指出中國在海外的投資沒有受到民間社會的充分評估和監督，常常違反當地法律和侵犯勞工權利，而且其參與的自由貿易協定加劇了惡性競爭（race to the bottom，或譯逐底競爭、全球比賤）。
來自南非、印尼、斯里蘭卡、緬甸和印度的社運積極分子也分別談了中國投資對其所在國家和地區的影響。例如，來自南非德班的“社區正義運動”成員Bandile Mdlalose談到了德班港的相關發展引起的擔憂——中國投資正在用那裡的土地獲利，而這些土地本該用來給居住在港口附近的貧民建設住房。她擔心港口的發展將使人們無家可歸。來自緬甸的Myint Zaw討論了該國政治轉型背景下中國與中國投資的影響。他還指出，由於自然和環境成本，緬甸民眾對自上而下的中國投資抱有負面看法，比如中國投資的密松大壩項目就因民眾反彈太大而停建。
來自日本反金融霸權團體ATTAC的山田太郎對亞洲開發銀行（ADB）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進行了比較，後者由中國在2015年成立，被認為是一帶一路項目重要的融資管道。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黃健群
論壇第二天主要討論中國投資對台灣和香港的影響。其中，台灣的黃健群博士在討論中國對台投資時談到了民間反抗的作用（例如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他認為出現這些反抗是因為人們擔心中國利用投資來進一步推動統戰。來自“本土研究社”的講者則討論了理解中國資本及其對香港影響的重要性。他指出，香港雖然扮演了一帶一路投資中間人的角色，卻缺乏自己的發展計劃；香港正日益融入珠三角和全國性的發展規劃之中，卻缺少對香港人民需求的考量。以高鐵為例，它滿足的不是港人需要，僅僅是為了完成中國的政府規劃而建，而且所需土地還是從當地居民和農民那裡掠奪得來。
研討會期間，許多發言者都提到，現在既需要在地的草根組織，也需要建立運動之間的國際聯繫。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李美笑指出，一帶一路複製了之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只不過這次是由中國牽頭。隨著中國海外投資和金磚國家新自由主義路線讓許多國家的人民面臨了相似的鬥爭，全球民間社會也需要更為密切地合作，對這些投資和機構進行監督，並對世界各地的鬥爭予以支持和聲援。
一帶一路與金磚五國民間研討會由七個香港團體主辦，分別是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香港職工盟、無國界社運編委會、全球化監察，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勞工教育及服務網路和街坊工友服務處。
2017年“一帶一路，金磚五國”民間研討會的與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