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0日下午，我們拜訪了一家名為Rodelsheim的土耳其民族中心。這是法蘭克福最老的移民中心。這位74歲的老太太（下圖左，簡稱E女士）則是移民中心最早的創建人之一。
E女士是土耳其人，丈夫是德國人，所以她的名字是雙姓。她在土耳其讀到高中畢業，1956年赴德國攻讀大學課程。1960年左右，開始有大量的土耳其人前往德國打工。1964年，有人在德國成立土耳其人的組織。當時，學生和工人聚在一起討論，如何將各階層土耳其人（包括工程師、律師、醫生等）組織起來。他們選擇了在土耳其也較為常見的“文化中心”的形式，通過話劇、音樂、圖畫、讀書、展覽，以及開辦德語課程等方法跟土裔移民溝通。1965年，該中心成立。在座的另外兩位老先生分別于1967年和1969年參加組建該中心的工作。他們和許多官方機構、工會、地方政府教育局等等都有良好聯繫。中心有許多成員加入工會，現在不少都已經成為工會代表或職代會成員。她自己在退休前擔任五金工會的一個領導。有了這層關係，工會一直很支持他們的工作。
活動場所是由工人福利機構提供的，一直負責為外籍移民服務，主要是諮詢工作，提供各種各樣的資訊。他們還和很多青少年機構有聯繫，為土耳其裔的小孩上德語課。資金方面，機構從法蘭克福政府那裡領一點錢；採取會員制，收取會費（每人每月最少5歐元）；組織活動時收一點錢，但這筆錢是不敷需要。中心的財力有限。沒有錢，這個組織要延續下去非常困難，到底能撐多久，還很難說。
1970年，中心召開了一次全體土耳其移民大會，當時成員達790名。該中心一直是政治活躍團體。1970年代土耳其政局動盪（見附注），他們組織在德土耳其移民發起示威，抗議並要求推翻軍政府，起了很好的影響。土耳其有過兩次軍事政變，結果是成立軍政府（可能指1960年5月27日和1980年9月12日的兩次軍事政變，軍方接管國家政權並強力干政，迫使當時的政府下臺——筆者注）。
中心和法蘭克福比較進步的民主組織以及為外籍移民服務的組織有著頗為密切的合作，跟工會的工作也有著緊密的聯繫，在每次罷工中都表現非常積極，比如給罷工的工人做茶、做飯、發傳單。他們在全德國從事維護移民工權利的活動（例如1984年的爭取外來人口選舉權和身份合法化活動），幫助不少移民辦理手續。他們的工作不僅在法蘭克福，而且在全德國都很有影響。土耳其人在這裡生活，就可得到法律保障，有權利拿到政府的補貼，但他們往往不懂法律上的規定，就算懂得也不知道該如何申請。因此該中心在服務移民的工作中，同官方當局建立了良好聯繫。最近他們發現，原來這些都還不夠，因此他們現在關注並討論伊斯蘭人在德國的生活狀況。
目前中心共有130個成員，平均年齡40歲以上。但他們的孩子不願參加到這類組織中來，而會去參加德國的某些組織，這是該中心所面臨的一大問題。這種發展趨勢與土耳其移民的發展有關（比如宗教組織就吸引了不少土耳其人）。中心一直以政治活動的方式來吸收新成員，但在當前的德國，不存在什麼大範圍的政治活動能讓他們有所作為。她自己現已退休，頻頻往返於德國和土耳其。由於政治原因，此前她有23年無法回國。土耳其移民加入德國籍的條件是：在德國生活、工作滿8年，沒有任何犯罪行為，會講德語，會唱德國的國歌。但E女士一直保持著土耳其籍而非德國籍的身份。在德國生活了52年，她承認已不知道自己該算是土耳其人，還是德國人了。
接著，另一位先生為我們介紹中心的發展史和德國的土耳其移民情況（E女士不時做些補充）：
中心的發展可分為3個階段。
1） 1965年至1970年代中期 當時不少土耳其人到德國來打工，他們希望等攢足了錢就回國，買房安度晚年。德國政府也有此意圖。但後來的實際進程跟他們原先的想法大不相同。
初來乍到的土耳其勞工，面臨著語言障礙。1963年，E女士和她的學法律的同鄉成立了一個諮詢處，從事服務土裔移民的工作，以瞭解他們所遇到的問題。
2） 從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 德國開始把土耳其裔移民稱為“來自國外的新市民”。他們把家眷接來。孩子們的語言知識比父輩們要好多了。這個階段的特點是，這些土裔移民仍然覺得“我將來還會回土耳其，要多積蓄點錢將來在土耳其投資”。
3) 90年代初以後 移民們終於意識到可能回不去了：“我們就呆在這個國家吧。”他們依各自的經濟條件，開始在這裡買房子，工作或是做生意。他們的後代所受的教育越來越好，越來越長期化，這樣慢慢進入了第三階段：“雖然我們是土耳其人，但我們是德國社會的一部分”。中心也隨之發展起另一項活動：從72年開始，給土耳其工人的孩子輔導功課、家庭作業，為他們提供文藝等方面的活動場所。現在有60個孩子放學後就來中心這裡做作業，包括土裔和德國孩子。70年代時中心給孩子們上德語課，現在改為“融入社會課”，每天上、下午各一次。
婦女在這個中心的地位很高，45%的成員為女性。婦女一直主持著中心的工作，也是主要的參與者。每年國際三八婦女節時，中心和五金工會都一起組織婦女活動。這裡每星期都有婦女集會，婦女們帶上在家裡做好的食物，來這裡碰面、聊天和分享。
60年代到德國的第一批婦女，往往來自伊斯坦堡等土耳其大城市, 受過良好教育。到60年代未，德國需要勞動力，於是專門到土耳其的偏遠農村去找。當時的土耳其婦女即使戴著頭巾，思想卻是解放的。70年代，德國婦女運動的積極份子曾有“解放土耳其婦女”的想法。E女士一直跟她們爭論說：“你們總認為土耳其婦女不解放。德國男人回到家把腳一翹，什麼家務活都不幹，要妻子留在家裡照顧小孩，你們卻以為只有土耳其男人這樣做才不對？（當年）土耳其婦女在德國比土耳其男子要容易找到工作。這些婦女孤身一人從小城市坐兩個小時飛機來到高度發達的德國，要工作，還要帶小孩，什麼都做。這樣的女性還不夠解放，你們還想怎樣？……”
60年代的客籍工人早已退休，所以中心也舉辦許多老年人活動。2000年至今，他們一直在組織一個專案：咖啡廳，名叫“老地方”，意思是“保留傳統”和“在老地方見”。非土裔的老人來這裡，同樣受歡迎。情況允許的話，會給老年人提供午餐、土耳其語的書報、錄相和電視節目，讓他們有身在家鄉的感覺。通常19點以前是老年人聚會的時間，19點過後，年輕人下班，也會來這裡活動。中心為老年人提供諮詢服務，主要是退休金方面的。有些老人不懂德語，沒法去政府機構辦事，工作人員就陪他們一起去。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中心給老年人提供免費早餐。假如經濟允許，還組織老年人出去郊遊，聽音樂，看電影。此外，還組織一些宣傳健康意識的活動，講解有關退休人員的法律，等等。
中心的成員除了土耳其人之外，還有庫爾德人、羅馬尼亞人、德國人。土耳其的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98%人口信奉伊斯蘭教，也有其它小教派，包括基督教。40年前，來自德國的土耳其移民無法融入當地的文化，只好回到自己的伊斯蘭文化中去。德國政府現在卻拿這一點來說事（意即指責土耳其人保留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不善融入德國社會——筆者注）。德國在百年前就有波蘭移民，但因同為基督教背景，這方面的問題不大。其實土耳其人並沒有宗教派別意識，他們反對當局的這種指責。以該中心為例，他們歡迎庫爾德人，也歡迎德國人參加這個中心，他們還希望年輕人能參加到德國的政治活動當中去，包括反法西斯、要求平等權利。
關於土耳其政府的移民政策變遷。70年代初，土耳其政府是非常歡迎勞工輸出到德國去，把掙得的錢投資到土耳其。現在土耳其政府的政策有了變化。在德國現有250-300萬土耳其人已加入德國籍，土耳其政府希望他們能遊說政府，讓更多的土耳其人到德國打工。年輕的土耳其裔大多已是移民的第四代，是有知識有能力的一代人，土耳其政府本應依靠他們來遊說德國政府，但他們就像德國年輕人一樣，都對政治不感興趣，不理會這類事情。
早年，土耳其是有機會加入歐盟的，歐盟所提出某些要求對土耳其政府來說很是為難。到了今天，土耳其對加入歐盟已不感興趣，反正歐盟也不會給他們錢。2008年的經濟危機給歐盟造成的影響比土耳其要大。
跟多數外國人一樣，他們對中國感到陌生難解，因此也向中方來訪者提出了一些問題。對於“中國只能有一個國家（政府）工會”、“工人要成立工會需要由資方（即所謂用人單位）來成立籌備小組”之類事情，他們都感到不可思議。
他們對中國的環保似乎特別感興趣，甚至頗為尖銳地問道：“中國的環境污染是工業化國家中最嚴重的，你們覺得中國是否應當對現在的環境污染負最大責任？”
但這個問題在中方來訪者當中意見也並不完全一致。一位發言者回應道：不能把責任算在中國人民頭上，而應當算在政府頭上，這一切都是政府造成的。
另一位發言人說：80年代至今，中國環境破壞和污染的速度越來很快，主要包括幾個因素——1、發達國家把大量落後的、高污染的產業轉移到中國來（這些企業在本國也許多半是遵守環保法令的，在中國則往往不然）；2、歐美發達國家把大量的生活垃圾運送到中國與非洲去堆放或處理；3、不過，從80年代鄉鎮企業大力發展開始，中國的污染就加快了，後來放任私企外資的發展，就更加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環境的急劇惡化根源於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論政府還是人民，應該說，這些年環保意識都提高了，但作用不大。
還有一位發言人說：兩年前，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碳排放總量最多的國家，但假如以人均排放量來算，中國就低得多，僅及發達國家的不到十分之一。中國當前所採取的發展私家車（小汽車）的道路，才是要命的問題。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就是大力犧牲勞動人民和自然資源，因為兩者都廉價。比如大量採煤，煤礦工人的保障卻很差，每年有大把的礦難。中國工人需要關注這個問題。至於核電，在目前的中國所占比例還不大，可再生能源發電約占10-15%，比歐洲還高些。
附注：“1971年3月，土耳其軍人集團接管政府，對左派實行嚴厲鎮壓。……國內左派活動遭到破壞後，流亡歐洲的土共的活動增加了。其爭取的對象是在西德的土耳其工人。……該組織的一些宣傳材料還逐漸滲入到土耳其境內，號召工農武裝起來成立人民軍隊，推翻政府，退出‘北約’組織。”政局動盪的表現還包括各種暴力行動：激進左派的政治暗殺和右派組織的報復或軍隊干涉；左、右派合法組織之間的武力衝突；等等。（見《土耳其暴力活動的社會背景》，作者：[美] 喬治·S·哈裡斯，原載美國《共產主義問題》雜誌1980年7-8月號）。這些，應當就是“土耳其民族中心”之類的機構當年興起的背景。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中國與土耳其政府談判並建交之後，關於土耳其社會衝突的消息便從《人民日報》等官方報導中消失。除了政府更迭的簡單資訊之外，就只剩下“中土友好往來”的活動與賀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