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我們在科隆市探訪了兩個團體，分別是“自然之友”和“無業者在行動”。
“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已有115年的歷史，是由工人階級之中的年輕人創立的。其前身是另一個不同的組織。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前，有過2個相關、相類似的組織。1940年該組織曾有小房間來宣講馬克思主義，給年輕人開小組，但當時“自然之友”的領導感到這些年輕人太激進，便不許他們加入。1972～73年，L在這裡積極工作，宣傳有關工人的利益保障等想法。“自然之友”是當時唯一的傳播這種思想的組織，現在依然保持這個思想，並且找到了接班人，把這個工作繼承下去。此外，環保的觀念現在得到廣泛傳播，但在70年代初，只有該組織在推動生態保護。在機構會議室的牆上，掛著某藝術家捐贈的大型“實物畫”：萊茵河。粗看一眼簡直像是油畫。機構主持人介紹道：這幅畫其實是用從萊茵河裡打撈上來的各種垃圾——比如最多的是人們隨意丟進河裡的鞋子——製作而成的。聽罷，我們紛紛湊近細看：果不其然！可惜因為天氣不佳，光線較暗，無法拍出效果來。
組建“自然之友”的背景是：當時工人的勞動強度比較大，需要一個可供休息的地方，有從事文化活動的強大要求。法西斯上臺前政治較為自由的時期，這被作為一個重要原則來宣導。法西斯上臺後關閉了該組織，直到垮臺之後，該組織才有機會恢復，另找場所重新蓋房子。“自然之友”的一個特色是：不管是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還是無黨派左翼人士，都可以在這裡一起工作，這在當時是少見的。這個組織從未隸屬於某黨的旗幟下，一直都很寬容。
法西斯時期，組織裡出現過很多激烈批判法西斯主義的人，他們在戰前就預見到二戰的爆發。其中一個積極成員策劃暗殺希特勒。當時希特勒要到慕尼克有名的某酒館發言，此人便在酒館裡埋了個炸彈，但希特勒因故未去，臨時改往柏林……炸彈爆炸後，一些納粹官員被炸死或受傷。後來這個成員被捕並送入集中營。直到今天，“自然之友”仍積極參加反法西斯的活動。本月的活動清單裡就包括這個議題，此外還有其它的國際熱門話題討論。
目前全球不同國家有上千個“自然之友”，會員達50萬人（前總理勃蘭特也曾是“自然之友”的成員）。組織之間是有聯繫的——某中心成員到其它國家的中心，可以借宿——但非隸屬關係，而是各自獨立開展工作，重點也各不相同，雖然也會問問總部的意見，但並非必需。由於組織鬆散，所以它們無法聯合行動，甚至不知道彼此在做些什麼，也就不可能互相影響。至於活動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包括組織青年旅遊。
機構的資金來源主要有：提供收費住宿；在組織青年交流時收取的費用；出租活動室，來這裡搞活動的團體視經濟情況交納一定的費用（例如，現在有一個愛爾蘭的青年團體來德國交流，由德國手工業者協會支持相關費用），等等。
它和“相互作用”組織做一個同樣的工作：食品捐助中心——超市或大商場將接近過期的食品送給他們機構，中心每週三免費派發食品。“自然之友”座落的這個區在科隆的境況較差，居民較窮，錢都不多。本區原來有兩家大工廠，後來都搬走了，很多工人失去工作，生活拮据，尤其是土耳其裔及其他外籍工人。跟窮人和底層人民在一起，是“自然之友”存在的意義之一。
中心完全自主經營，有一個專門的房屋管理小組，約8-10名成員，都是經常參加活動的積極份子。有地區領導，不僅負責本中心的管理，還負責領導科隆其它地區的另外兩個中心（各中心都是自主的，工作內容和重點各各不同）。但整個組織的全職工作人員只有兩個，一個是志願者，一個支薪。其餘成員都是義務工作，地區領導也不拿工資。食品捐贈中心從組織到實施都由志願者組成。
100周年慶典時，“自然之友”舉辦了一個活動，回顧百年歷史。對於機構的使命，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看法不同，甚至有衝突。當然，組織允許不同觀點存在。
“無業者在行動”
在“自然之友”的會場內，我們拜會了這個組織。這是一個完全由失業者自發組建的自救組織。成員的成份頗為複雜：有失業者，也有仍然在職的工人；有本地的德國人，也有外籍移民。該組織不接受外來的捐款，經費全部由失業者自己共同來負擔。
他們的工作分三個方面：1、為失業者提供幫助和諮詢，如有需要，陪同他們前往勞動部門；2、創辦失業者報；3、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經常參加各種政治集會。也許因為工會、職代會之類的“傳統機構”嚴重的官僚化，他們特別強調：我們這個組織沒有自上而下的等級制度，不存在上下級關係，而只有互助關係。“無業者在行動”的主席說：
“官方的勞動部門常給我們製造難題，說我們沒有諮詢的權利，只會搞出麻煩來，他們還侮辱我們。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建立我們自己的信心，重新組織起來。我們失業，但也是有尊嚴的人。我們每天都能親身經歷官方對我們的不公平對待。失業者和勞動部門人員單獨對話時，經常發生失業者被侮辱的現象，所以我們陪同失業者一起到勞動局去，比起一對一的局面，這樣做能顯出我們的強大。有時是三五個人一起去，最多的一次有20個人同去，通過這種辦法，迫使勞動部門對失業者諮詢的答覆變得公開化，從而避免失業者受侮辱的情形，因為他們沒法關起門來侮辱失業者。這個“公開化”信條也體現在我們出版報紙的方針上。我們在報紙上介紹與失業者有關的法律規定和政治行動，也講述具體的案例，來揭露官方幹的缺德事。勞動部門不許我們寫某些文章。最近就發生了一起訴訟，有個勞動部門因為我們寫的一些文章而控告我們。
“在科隆，在幫助失業者方面，完全獨立工作，不受官方勞動機構和教會支援的，就只有我們一家。凡是有‘背景’關係的機構，在從事諮詢時都難以做到無偏見、無黨派的協助。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傾向，就是完全站在失業者立場做事。
“德國失業者在每月第一天領取失業金。到了這天，我們都會積極行動起來，因為有的失業者在那天可能拿不到失業金。出現這種情況的話，我們就組織失業者到勞動部門索取。這個主意不是來自受過高等教育的左翼人士，而是失業者自己想出來的。有一次因為勞動部門電腦錯誤，失業工人無法領到失業金，導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令當局震驚。我們的目標並不遠大，要求的只是滿足現有的權利。我們主動爭取。我們這些失業者面臨的是生存危機！所以必須維護我們應有的權利。我們陪同失業者跟官方機構打交道，佔據他們的辦公室，有時候端著咖啡前去，或者乾脆帶上電影到他們那裡去看，就算員警來了我們也不走。我們因此被起訴，上過庭。我們已經把剛才說到的“支付失業金日”[1]活動擴展到德國的許多城市。
“此外還有別的活動。德國政府的勞動部門會專門派人去失業者家中做調查，以便抓住把柄，取消他們的失業金。我們把這些外勤人員叫作‘偵探’。我們怎麼對付政府的這種行動呢？早上7點，我們三、四十個人戴上面具，一同到偵探家去，站在他和他的鄰居家門口，告訴鄰居他是幹什麼的。我們翻查他家的垃圾桶，在他家附近貼很多照片，讓他的鄰居們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嚇得他不敢出來。我們希望這個行動能使勞動部門有所反應。是的，你要做個遵紀守法的公民的話，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意即：他們知道在偵探家門口做的這些是非法的）。”
那麼，勞動部門或其它官方機構是否從不幫助失業者？只有在他們陪同失業者前往時（或是離開後），個別勞動部門的辦事員會“表示理解”，或給予一些協助，但失業者從沒有得到過官方勞動部門及工會的幫助。勞動部門甚至可能不發失業金，或是儘量不給錢。比如勞動部長就宣稱要用“兌金券”代替失業金，說是因為很多父母酗酒，錢沒有用到孩子身上。
在德國，外籍勞工要有合法證件，才能納入保障體系，失業了才能拿失業金。否則，就必須有份工作才可居留，一旦失業就只能回國了。
失業者所受的社會歧視是嚴重的。政府和媒體不斷造勢，說失業人士都是懶蟲，咎由自取。
談到“一歐元工作”和“二次失業金”[2]的問題，他們認為這個政策很荒唐。他們探訪過的從事一歐元工作的工人也深感不平。“一歐元工作”完全破壞了正常的工作方式。政府有意借此來壓低工資。這類工作大都是無聊、無意義的。唯一獲利的就是提供這類工作的公司。假如你從事“一歐元工作”，你就被劃出失業工人範圍之外，政府的失業統計數字當然就好看些。60歲以上的人士、培訓中的人士、病人……都不被算為失業人口。官方統計的失業數字是三百萬，實際可能有六百萬人。
“再就業”不在他們的工作範圍裡。“無業者在行動”只是幫助失業者，不負責找工作。失業者大多在就業市場裡覓職，此外還有仲介公司、勞務派遣什麼的，但工資都比較低。失業者當中，年紀大的通常退休，重新就業已很少見。有些人找不到長期工作，只能做兼職工，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要做幾份工維生。“二次失業金”政策出臺後，臨時工、勞務派遣工增多。政府宣傳說危機已經過去，但實際上對工人來說，真正發生的變化只是勞務派遣大大增加。
有趣的是，他們還參與在職工人的罷工，只要認為罷工是正義的，就去支持。失業之後，雖然沒錢了，但有時間，這是個便利之處。作為失業者的鬥爭也增加了他們的經驗。他們的行動包括堵路和佔領辦公樓……
受打壓是常事，要學會習慣。生命危險倒不至於，主要是交罰金什麼的。如果誰因為參與行動而受處罰，組織裡的成員就湊錢幫他。他們曾抱持幻想，希望官方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改善法律、引起重視。後來他們又曾經期待通過社會團結以大規模行動來幫助失業者，但直到現在，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希望全部落空。“我們並不想奪權，沒有想建立一個所有的人都參與的組織，我們只想要一個針對性的組織。”他們中間有些人曾是工會成員，但對工會很失望，因為工會並沒有關心他們，沒有關心失業者的利益。只有“威爾第”工會關心過失業者問題，但他們擔心工人成立新的工會，會與他們相抗衡。是的，從法律上說，工會獨立於國家，但它又效忠國家。幾十年來，工會都沒有代表工人的利益辦事。如果當時工會不曾支持“二次失業金”方案的話，就不會有現在這種歧視失業者的規定了。
在過去的10到20年間，國家政策日益嚴苛，社會氣氛對弱勢群體越來越冷漠，救助的力度越來越小。20年前要求的是增加福利救助，現在只求盡可能別再下降了……對此，“無業者在行動”提出的失業者最低生活保障是：每月500元現金；由政府支付房租，以及免費的公車月票等。
有人問：“中國經濟發展與德國工人處境的倒退之間，有什麼關係嗎？你們德國工人怎麼看？”
他們答道：“經濟上，各國是相互競爭的，但人民之間並非對立，而是友好的。要追究誰該對這種情況負責的話，那麼要負責的是全球化經濟政策。是社會民主黨和綠黨實施了‘二次失業金’方案，他們不是保守黨，而是自稱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但卻背叛了工人！不過，要說中國經濟跟德國福利制度的關係，倒是有一點：30年前，德國的生活費用很高，現在由於來自中國的大量便宜貨的湧入，生活成本下降，最低救濟水準也跟著降低，我們得到的救濟款少了。中國工人受到了剝削，同時導致德國社會福利的下降，德國人的日子過得不好了……當然這不能由中國工人來負責。”
[1] 介紹者用的是“付薪日”一詞。
[2] “二次失業金”，即“哈茨IV方案”（“HARTZ IV”）。關於“一歐元工作”和“二次失業金”的詳情，可參看《波鴻市的社會救濟中心》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