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经济危机的回答
Wolfgang Uellenberg-van Dawen, 自2008年11月以来任德国服务业总工会（ver.di）联邦委员会政策和规划部门负责人，这篇文章发表于2008年12月。在此之前，他曾任德国DGB行业联合会Köln-Leverkusen-Erft-Berg区域的负责人。
周艳瑾译 万毓泽校阅
亲爱的同事们：
来自经济界的消息越来越险恶，而且每天接踵而至。很短的时间内，美国数家银行如同纸糊的房子般迅速倒塌崩溃。
一年多前始于德国工业银行（IKB）的这场危机，把萨克森银行拖入深渊，令德国最大的抵押贷款机构地产融资抵押银行（Hypo Real Estate）陷入困局，而现在正威胁着整个金融经济的存亡。投机买卖的巨大泡沫已破灭，新的湍流正在逼近。德国联邦政府迅速发布了将近5000亿欧元的救市计划，对银行和信用机构进行救援，防止其崩溃。救援方案将为贫困潦倒的信用机构注入新的资本，为银行提供担保，确保每一家德国国内银行和机构都正常运营。
那么，对此我们有什么看法呢？
当然，，我们应该阻止银行和信用机构的倒闭。因为我们不希望在银行和保险公司就职的同事们失去工作。我们并不像机构高管和投机者那样毫无良知，对他们来说，小储户和基金、股票持有者的钱一夜之间蒸发是无所谓的。我们可以理解普通民众对于未来的恐惧，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自力更生，靠自己积蓄养老金、下一代的教育费用、购置新车及新房等。他们购买的形形色色的基金、凭证甚至股票，目前正在不断贬值。而且对我们来说，企业是否能够得到充足的贷款以维持生产和继续提供服务，也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惊异地揉着眼睛，或者在口袋里握紧拳头：因为我们既不是失灵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或媒体代表，也不是失败的高级主管，但我们却不断被反复鼓吹：财政账户已空，钱很紧张，我们目前入不敷出，我们必须节约一切！我们——企业职工被告知应当勒紧裤带，放弃加薪。我们应当延长工作时间，而且基本上没有加班费。企业顾问频频穿梭于办公室和车间，为下一波的合理化浪潮做准备，这意味着员工将付出更多劳动，获得更少的报酬。
那么用于社会领域、教育、幼儿园、学校、行政、园艺、公共交通、医院和养老院的新职位的钱在哪里呢？
为什么在涉及道路清理、高校建设、基础设施扩建时，财务官员和财政部长坐拥国库，却拿不出钱来呢？
答案很简单：据经济学教授博芬格（Peter Bofinger）所言，过去20年来，政府损失了1850 多亿欧元。不管是施密特领导下的黑黄联盟政府，还是施罗德领导下的红绿联盟，抑或是当前默克尔领导下的大联盟政府，都竞相支持有钱人，越富有的人得到的政府支持越多，从而变得更富有。
通过近来年的税法改革，政府断断续续地削减了企业税。2000年，公司税从留存利润的40%降低至25%，且企业可以立即取回其中的差额。政府为此放弃了数十亿——很多地方政府必须偿还企业税——单单是小城勒沃库森（Leverkusen） 就为拜耳公司偿还了8亿欧元——并从此陷入财政危机。最后，甚至连养狗税都比最重要的企业税还多。
2006年的税收才刚有起色，但公司税和营业税却马上降至15%。单单最近的一次税制改革，据对此负责的财长施泰因布吕克（Peter Steinbrueck）自己宣称，光今年就耗费了政府80亿欧元，而其他专家认为实际数额更高。这些减税倡议者总是强调，减轻企业税负能够产生新的工作岗位。但事实上，没有看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一般来说，企业将这减轻的数百万作为准备金或者提高企业红利。
但毫无理由的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所有巨额资产都是完全免税的。大联盟的政治家们这些日子以来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每年数千亿遗产被继承，而遗产税却只带来了40亿，而且未来还应保持这一税额不变。而且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全体德国人在购买或订购东西时必须交纳增值税，而金融市场上的营业额却仍然是免税的。
长年来德国、美国以及其它欧洲国家馈赠给企业、股份公司、富翁和超级富翁们的这数十亿（税收），再加上没有进入员工口袋、却流向了企业账户的数十亿盈利，这些巨额的资金统总起来最终促使了巨大的投机泡沫的产生，如今泡沫破灭了。
由于贪得无厌，正常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利益无法满足贪欲，因此投机活动日益大胆猖狂。德国默克勒（Adolf Merkle）来自小城市布劳博伦（Schwabenland），是一位保守、据说还很稳健的企业家，主要资产包括通益药业公司、海德堡水泥公司等，现在破产了。原因是他投机失手，损失了数十亿欧元。他预计大众公司的股价会大幅下跌——也就是所谓的做空股票。他当初能够这么做，被允许这么做——都是政策为之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国际游资如此吸引人，由于德国的金融市场没有这数以十亿计的钱就待不下去，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历届联邦政府都接二连三地发布了促进金融市场的法律。不客气地说，就像让蚱蜢下乡似的：一下子批准了套利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得到推广，甚至投机房屋的国际不动产基金也进入交易进程。后者刚刚才被叫停。
国际金融资产的赌场在德国找到了华丽的栖身之地——这得益于欧盟的有力推动和支持。其基本理念如此简单化，以致后果是致命的：股市上交易的金额越大，可投资的金额就越大；从银行赊账消费的金额越多，金融市场衍生商品越创新，那么产生的价值就越多。但有一点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金钱既不会自己繁殖，变得越来越多，而人也不能吃钱。
无论是不动产贷款，抑或是投资凭证，还是贷款保障保险或消费贷款——都必须对应其本身真正的价值——房屋的居住或货品的生产和服务等是否带来了相应的价值。如果两者价值并不相符合，那么泡沫就会破灭——这样一来金融市场上的产品便会一文不值，与壁纸无异。
那么这一切为何有可能发生呢：每个赌场都有游戏规则，即无赌注者必须出局。但在金融赌场中，没有赌注的人却也能参与游戏——因为没有人监管，更糟糕的是：甚至没有规则，因为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中放松了管制，他们信奉的格言是：自由市场产生效率，能够保障全体福利以及个人自由。
但是，亲爱的同事们，为什么不仅仅是富翁和超级富翁，就连很多公司员工和退休工人也参与了这场游戏？因为对他们来说存折上3%的年收益太低了，因此他们购买了能够带来5%或6%收益的金融商品，而这些商品现在已经一文不值。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政治家们、与保险业界联盟的经济学家们如Rürup和 Raffelhüschen 先生等人，劝说他们要为自己的养老负责。这些还不仅限于劝说，而且法律上也大大降低了分期领取的养老金，以至于个人不得不自己为养老买单，并投身资本市场。
我们对这个疯狂体系的回答只能是：必须救援储蓄账户，在Riester 或Rürup养老金架构下缴纳养老金的人必须得到保障——但金融赌场必须关闭。银行、保险公司对于经济、企业、消费者以至于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但其职责在于，提供资金和贷款，稳定国际的商品流动，促使世界范围的人员流动。
但无法无天的投机行为必须终结。所有的银行必须被公众监管，所有金融商品须得到国家的批准，所有金融交易须被控制和看管。我们必须阻止货币投机，禁止高风险基金。这不是凭一国之力可以做到的——因此我们需要国际金融架构的支持。这正如一个好的住宅，总是由建筑师来制定规则，根据居住对象来设计如何居住及工作。这意味着：国家制定市场规则，而不再由市场制定国家规则。
更大的市场、更小的政府——这种激进的市场观念已经不再适用了——现在我们需要大政府和按照特定规则运作的市场。我们不要幻想太多：要做到这点可不简单，因为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和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坚持，政府要将损失社会化，即由全体民众来负担损失，而投机者们在潜伏观望一段时期后卷土重来，继续参与投机，赚取利益。因此，我们应当密切观察当前的政策，谨慎追踪所有重要政府通告。
亲爱的同事们，
我们现在不仅面临着金融市场的危机，而且还身处自2008年春便开始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停滞，实体工业和部门的生产停业或整顿，并实行短工时工作制。众多中小企业对未来忧心忡忡。很多人不禁问道究竟该怎么办。银行和保险业的工作岗位目前有多稳定，而为工业提供私人服务的企业，还有派遣公司的工作岗位又有多稳固？在经济步入衰退的时期，公共财政该如何发挥作用？当账户变成空账，难道我们的公共部门不须节衣缩食吗？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而且现在没有人能确定这场经济危机会延续多久：但有一点我们可以保证：我们，作为工会、全体服务业联合会、雇员委员会和劳方委员会，我们不会抛弃我们的员工，我们的会员。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也不会无计可施地横冲直撞。我们有清晰的目标：这场危机不可以转移到普通员工头上来。这笔账应该算在那些引发这场危机、并在过去数年从中渔利的人身上。
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将与那些在过去数年中已付出够多的盟友紧密团结：我们的同志包括 救济金缩水的失业者，养老金不再充裕的退休人员，没有接受教育的年轻人，贫穷、在悲惨氛围中成长的儿童和青年以及几乎不能以微薄收入维持基本生活的单身父亲和单身母亲。
在危机时代有两种行为方式：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并以他人为代价——我们可能还要体验这种方式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我们形成同盟，寻求团结，找到走出危机的社会公正之路，并让那些引发危机的人自己付出代价：这便是我们要传达的信息。
我们的下一步目标是：
1、 今后几年，劳资双方的薪资谈判将不像公园散步那般轻松了。五金工会（IG Metall）的劳资谈判结果表明，一旦领头部门陷入困境，提高薪资的要求便会如此迅速地缩水。但经济危机也不能改变我们的同事们对于获得与勤劳工作相应的薪水、尊重和优良的劳动条件的正当要求。而且，劳资谈判不应着眼于阴暗的未来，而应关注我们过去创造的价值和优秀工作。
2、 经济危机也有国内原因：德国是出口大国，但国内需求持续下降。人们不断召唤的经济繁荣，对很多人来说几乎从未到来过：在劳资协议直接有效的行业，人们确实可以获得更多的钱。但那些低收入行业的人，如兼职者、临时工，以及500万名每小时收入在7.5欧元以下的人，则根本没有分享任何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别提那些拿“哈茨第四”1 （Hartz IV）救济金的失业人员，以及必须依靠远低于生活费用的“规定费率”而生活的儿童们了——对他们来说，繁荣根本就不曾成为话题。但他们所有人都很需要用钱，而且能够把钱很快花出去。而且我们的很多同事也能很好地花钱。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根据社会条件评分，渐次发给德国公民每人500欧元消费券，用于购买节能型的家用电器，或者雇佣一名手工匠修理长期漏水的储水塔，重新粉刷房屋。
3、 我们希望中低收入层的人能够获得更多净收入：重新引入“交通费免税优惠”(Pendlerpauschale)，为处于收入底层的三分之一人减税。首要的是提高对富人和高收入者征收的税，可以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42%提高到50%，并对年收入数千万者附加征收最高可达80%的富人税。
4、 我们要找到一条社会公正、促进需求的道路。因此为长期失业者增加救济金——到420欧元是再正当不过的了。我们必须坚决对抗儿童贫困：儿童和青少年需要足够的钱，才能健康成长，参加班游，购买书本，运用课余时间和跳跳舞。当然，青少年必须学会如何正确用钱，但儿童们不应该再以其柔弱的肩膀来承担错误的经济政策、不公正的社会与教育政策。
5、 德国最终必须像很多国家早就已经决议的那样做。要建立一个未来投资计划，而且是有效的计划。我们不要小步挪动，而是大步前进。奥巴马计划在美国投入7千亿美元救市，用于整修破旧的建筑，促进美国向久未兑现的生态发展模式转变。中国的景气计划为1万2千亿欧元，法国政府计划支出260亿，英国政府的计划为240亿欧元，那么联邦德国呢？在今后的两年，德国总共只有80亿欧元作为景气支持的额外预算。这个数字前前后后算起来根本就是不够的。然而，这还不仅仅取决于景气计划的总数额。这取决于需求是多么的紧迫。举些例子：光医院需要的抽屉就须560亿欧元。地区政府可以很快花费数十亿欧元，用于整修道路、桥梁，公共交通，建设全日制学校、幼儿园、现代行政大楼、迷人的市中心，在具有许多卫星城的大城市为收入不多的人和年轻的父母建筑购买力范围内的房屋。在国家层面，钱也可以很快花出去：很多高校都衰落了，电灯从房顶上掉下来，建筑破旧，现代通讯和教育资源到处短缺。然而，大学生却必须付学费，这是极不公平的。以高校投资项目取代学费缴纳制，将成为体现社会正义的投资措施。而且教育投资带来的不仅是水泥，更重要的是更多的头脑，更多受到教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源。如上所述的这些未来投资计划，是促进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为此我们要求政府每年投入至少500亿欧元。
6、 现在震撼我们的不单单是经济危机。气候变迁议题也越来越紧迫。我们不要有这样的错觉，以为德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是模范生；其实在气候领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节能型建筑改造，低排放量的发电厂，更多铁路和水路交通，在轻排放型汽车和省电型电器方面的更多创新，以可再生能源代替核电——这些项目应成为创造工作、保护环境的新绿色新政，这正是我们目前所希望的。
既然这笔钱长年都不在账中，那么现在这些钱从何而来呢？我们必须向自己提这样的问题。而我们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德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只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错了。所以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我们不再需要个体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的政策（Privat vor Staat），我们希望公共利益高于个人私利。这意味着：可以继续提高国债，而且恰恰在危机中国家必须借债，以克服危机。如果做好准备为银行提供5000亿欧元，那么有500亿可用于未来投资，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投资，而是持续的投资。另有数十亿可用于短期内发放消费券，以促进消费热潮。通过我们对税制改革的推动，可以为未来多项公共投资和人力资源持续提供稳定的经费。高国债在短期内是可要求的，因为它对于抵抗危机、促进经济非常必要。如果有人问，那么最终谁来偿还这些负债呢，答案必须是，对导致这场危机负有责任的人：大企业主，巨额遗产继承人，百千富翁，十亿富翁，难以计数的逃税者，以及一直享受免税的人。逃税诈骗应同其他诈骗一样受到惩罚——由联邦法院判决监禁，不可假释——这才是这帮逃税的家伙所理解的语言。
亲爱的同事们：
我们的社会政策需要根本的转变，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社会和政府。我们向往这样一种政策，它能够从根本上监管陷入混沌状态的市场。我们向往这样一种政策，它毫不畏惧，勇敢向资本所有者、资本崇拜者及资本破产者组成的权力垄断集团提出要求，并且最终要确保由民主决定市场，而不是由市场——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企业——决定政府行为。我们向往这样一种政策，它将危机视作转机，补偿曾经错过的投资，力争更多社会正义。我们向往这样一种政策，它承认尊严的价值，承认劳动与报酬相称，减少低报酬类行业，在法律规定的最低报酬的基础上关注收入的公平。
我们向往这样一种政策，它与严重的社会边缘化和贫困做斗争，且在投资支持重大项目时不为社会及地方财政造成负担。过去20多年中，政治和经济领域实行的劫贫济富必须停止，以相反的方向来进行重分配。我们共同奋斗得来的经济增长，必须使员工及其家庭、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从中受益。财富不能流入富人和企业的口袋，从而刺激金融市场的投机。我们的指导原则是积极的福利国家。积极福利国家的模式由我们基本法的创始人在六十年前写入宪法，因为他们当初曾有一段很可怕的经历：那是差不多80年前的1923年，始于华尔街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新政作为对危机的回应：大型公共投资，创造工作岗位，以及采取真正的对抗危机的政策，即公平地分配负担。当时的德国元气大伤，失业大军与贫困人口日益增加，最终导致法西斯上台。历史不会重演，但我们要认真对待基本法的创立者们当年的经验：只有扩大福利国家，推行公平正义的社会政策才能克服危机，也唯有如此，民主和我们才能有美好的将来。为此我们将不断努力，为此我们要使民众信服，为此我们要动员和游行，为此我们也要致力于即将到来的大选。因为一个与现行政策不同的政策不会自己出现，而是需要我们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