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承认， 你的人生从没有终止繁荣和衰退的交替？”2008年10月22日当英国首相白高墩首次承认英国经济步入衰退时，受到保守党主席这样的揶揄。白高墩在担任财相10年期间，多次表示，在新工党的领导下，资本主义经济惯常的繁荣和衰退结束了。
1929年夏天，经济学家凯恩斯这样说：“在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再有跌市”。当年10月，华尔街股市暴跌，美国经济进入大衰退。虽然凯恩斯错误估计了形势，当他主张透过政府的公共政策消灭经济周期的理论成为战后30年的政治的共识和经济的教条，直到1973至1975年的经济危机和其后1979年戴卓尔的上台。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两次世界金融危机之前80年的历史？在这个自由主义声称历史终结，后现代主义否定宏观论述的年代，从生产关系的分析出发的危机理论被表面化的风险社会学说取代；以阶级关系的分析为主轴的历史观被繁碎的文化身份运动掩盖。但是假如不从资本累积的逻辑开始，从经济周期开始，我们就无法洞察社会的复杂变迁，从而摸索出路。
经济危机的幽灵：商业周期的必然性
白高墩和凯恩斯一样，都在努力企图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商业周期，而且都天真的以为他们做到了，尽管他们主张的方法十分不一样。商业周期以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消灭商业周期当然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衰退，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对人道主义者凯恩斯来说，经济危机带来失业和饥饿，是不道德的；对政客白高墩而言，经济危机会带来群众的不满和抗议，工党在1979年因无法有效响应经济危机在野18年。 但是，凯恩斯和白高墩所采取的方法十分不同。 凯恩斯主张扩大公共开支，白高墩事实上是承袭戴卓尔，推动私人开支的增长。凯恩斯所回应的是1930年代的危机，戴卓尔和白高墩回应的是1970年代的危机。就像凯恩斯主义舒缓了1930年代危机却累积带来了1970年代的危机一样，戴卓尔主义“处理”了1970年代的危机却变相带来了一场更大的危机在2008年的爆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和周期性提供了解释，玄机存在于资本累积自身的矛盾。私有产权并非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资本累积却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在封建社会的年代，经济是基本稳定的，因为地主拥有一定的土地，并将之出租给佃农，主要危机是自然灾害和战争带来的对收成的破坏。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一要，以亚当史密斯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分为三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史密斯观察到地主提供土地，新兴资本家提供资本，工人提供劳动，各就各位，根据市场关系调剂价格，十分公平，这样的社会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了。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生产模式和由此 衍生的阶级关系视为社会演进分析的主要工具。不同的是，马克思提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用他们的眼睛看事物的结果。 马克思从19世纪风起云涌的工人斗争中得到启发，站在工人的立场上，用工人的眼光发展了政治经济批判，基本信念是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危机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地主的收入来源是租金，租金是固定的，所以无法也不必要透过控制佃农的劳动去增加租金收入，租出土地后就可以清享闲福了。资本家赚取的是利润，利润是不确定的，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资本投资一个产业后，还处于一种不安的状况，能赚多少钱要看“经营管理”。现代跨国企业和上市公司拥有权和管理责任分开了，但还是要有经理人员作为资本家的代理人从事这一角色。资本家，代理其利益的经理也好，都是单独的个人，市场却是由无数个这样的个人组成的。所谓“经营管理”，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尽量减低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益；第二是对市场反应敏感，看到那一产品的价格与成本的价格差距大，就生产那样产品。但是，这两方面却处在着基本矛盾，也就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压低成本最直接的方法是减低工资，那一资本家不尝试这样做，就会在竞争中出局，因为其它人的工资压低了，卖出去的东西也会便宜一些，你仍然维持高价，就没有和你买了。但是人人都压低工资后，那代表工人普遍的收入也被压低了，那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无法卖出去了。卖不出去，却还要支付工资和租金，就必然倒闭，社会的生产力就会被破坏，生计不保的工人就会起来抗议这个制度。这是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年代的现象，也是他书写《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背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称为革命的年代。
纳粹和社会民主：两种对危机的回应
在往后的100多年，生产组织， 雇佣模式, 福利制度, 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斗争模式都围绕着对危机的恐惧这一命题展开。1920年代，作为现代工业象征的美国福特汽车厂改进生产技术，以倍数提高工人的工资，希望导致工人可以有能力购买自己生产的汽车。福特是资本家，而不是慈善家，后来被称为福特主义的这重经营模式就是为了避免结构性的经济危机。不过，数年过后，大萧条就来临了。只有福特和其它小数工厂提高工资，其它工厂不愿意或者不可能提高工资，那么大众消费就不存在，福特汽车同样可能卖不出。还有，技术改良和增加工资的另一面是人手需求减少，会导致失业率增加和失业群体消费力的下跌。 可见，福特想象的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需要其它社会政治条件的配合。
3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银行，商店，工厂纷纷倒闭，在“liquidation”这一经济信条的指导下，政府信手旁观，因为主流政治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才会令经济达至最佳状况。凯恩斯及其所代表的经济思想存在起码100多年，但在这时并不是主流政治认可的意识形态。欧美工人在饥饿的驱使下再次走上街头。在伦敦，工人们高举这样的标语：“不组织起来，就饿死！”（Organise or Starve!）相反的，在苏联，斯大林正在大力推动国营经济的工业化和机械化，一些美国的技术工人竟然移民到苏联去！不用说，共产主义的思想，不管是什么形式，都成为在饥饿中的西方工人的另类现象。面对工人的斗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两者响应：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德国的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主义。新政和纳粹都企图拯救资本主义，尽管种种不同，在宏观经济上却有相通之处，就是强调国家和政府的积极干预角色。事实上，英美的传统一脉相承，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自由经济的信条根深蒂固；德国和意大利19世纪后期才立国，建国运动和工业化一起进行，政府一开始就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例如俾斯麦的国家福利，就是现代福利制度的起源。所以，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未在英美流行之前，先在有保守传统的德意所重视。就像“新政”在受美国工人所欢迎一样，纳粹及其声称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德意传统工人阶级中间也得到支持。但是，人性化的社会民主和种族灭绝的纳粹有基本性的不同，彼此的竞争演变成世界大战。 最后是社会民主主义取得了胜利，
社会民主的胜利：30年的黄金年代
凯恩斯主义全面垄断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福特的构想得到落实，都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事。战争的创伤和苏联势力的战后的扩展作带来的威胁，为国家内部和国际之间的妥协提供了政治条件；在经济上，在两次世界前后累计了大量财富的美国，透过‘马绍尔’计划，资助欧洲重建，为新的危机繁荣创造了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步入30年的黄金时期，一直到1973-75年。凯恩斯主义的精粹在于‘需求管理’。在经济衰退时，政府透过举债，扩大公共开支，增加就业机会。在经济过热时，会出现通胀，就要加税和减少公共开支。但是，这种新的资本累积策略没有维持多久，就像凯恩斯的很多批评者提出的一样， 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增加开支容易， 在经济过热时减少开支困难。没有脱离与政治现实的经济制度。在1930年代的美国和1945年后的欧美日，政府增加公共开支，福利国家制度确立，以集体谈判为基础的工业关系被巩固，才相对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大众消费。但从1960年代中开始，欧美工人的罢工浪潮和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 令通涨高企，资本的利润率却下跌。1973年，从石油价格上升引发股灾，政府税收下跌福利开支却增加，凯恩斯主义30年的神话结束了。这30年，中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革命；亚洲四小龙在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实现工业化。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西方它以1979年戴卓尔和次年列根的上台为标志；在中国，它从邓小平的改革开发开始。这个新的阶段，人们称为全球化，并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后现代，后马克思，后物质。原因很简单，尽管60和70年代有不少工人经济斗争，马克思预期的社会革命没有来临，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用新的方法理解社会。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仍能帮我们更好的理解30年来的社会变迁。马克思在19世纪对工人政治乐观或许是他低估了资本和国家改变资本累积策略的能力，例如福特主义和福利国家；凯恩斯对其政策主张的乐观却在于他没有在经济问题摆进阶级斗争的脉络中，看不到国家公共政策既影响阶级斗争又受阶级斗争所限制。
假如说， 增加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确定以集体谈判为基础的工业关系，形成较为稳定的大众消费是战后30年西方资本主义累积模式的基本特征的话，它既反映也强化了西方组织化产业工人的斗争。 30年他们走上街头斗争，40年代男的在前线为国家流血，女的被动员到兵工厂为国家留汗。 资本和国家需要他们的合作。这一年代的工人运动，离马克思想象的‘国际工人联合起来’很遥远。事实上，很多官僚的工会和工人经济斗争目光很狭窄，只看自身利益，充满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但是，也不可否认，为了取得他们的合作， 资本和国家做出了利益上的妥协， 在这30年，贫富悬殊在减少，工资在国民生产值中的比例提高了。
另一个30年：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
从1979年到2008年，又一个30年过去了，从凯恩斯主义的末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开始，到‘新’ 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兴起结束，中间经历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30年，在80年代和90年代，也曾经有过小股灾，不过除了日本之外，欧美都成功的将危机转嫁给拉丁美洲，亚洲和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嫁能力的强和广，也标志着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年代来临了。资本的累积逻辑注定了它是一个地理上不断扩展的过程，如上面所述的一样，它要不断地去减低成本， 就要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去寻找更便宜的土地，原料和劳动力；此外，它要完成利润的摄取，就要不断去寻找和创造市场。 过去30年，比起之前的任何年代，资本主义都渗透到更加广泛的地理空间。但是，全球化或者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地理上的表征还无法恰确地说明雇佣模式和工作组织的内在变化。如上面所说，雇佣模式和工作组织是资本主义演变的重要内容：
生产和消费核心的地理分化： 将工业生产基地转移到工资低、工人没有组织化的发展中国家，消费活动的核心却继续在西方发达国家。 也就是说，只有西方的工人阶级有能力消费，资本累积的过程才能完成。但这里出现了第一个矛盾：西方的工人阶级或者消费者如何有经济能力消费？ 这就需要将在中国等工业中心所摄取的剩余价值部分地转移到西方。绝大部分的跨国企业来自欧美日，它们在全球生产链的运作中赚取巨额利润，也聘用了大量的运输、物流、零售、广告、行政、文职等从业人员。即使如何，还是无法满足跨国资本的累积需要，金融市场和下面将提交的地产市场，就成为新的投资亮点。英国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过去30年，英国最大的地理变迁莫过于是伦顿金融城的高度繁荣和重工业基地伯明翰的衰落，与及以大学为核心的城镇地产业的蓬勃。金融业的繁荣对英国来说太重要了，它产生了一支以佣金为收入的专业队伍，也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投资工具，令证券市场成为一个和生产没有必然关系的赌场。除了金融，教育、地产和旅游也成为主要的经济支柱，并透过经济学所说的漏斗效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尽管一般工人的薪金水平不高，但是中国等地来的消费品价格也相对便宜，工资上升的压力减少了。
雇佣模式和工资制度：长工变成合约工，临时工，外判工；集体合同变成个人合同；以集体谈判调整工资，变成按个人工作表现调整工资，这些在过去30年成为一种趋势。劳动力市场弹性化了，工人集体被瓦解了，劳动成本减少了，但也创造了第二大矛盾：工作的不稳定，就意味着工人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的减低，对完成资本累积带来困难。繁荣的股市对伦顿金融城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很重要，但对一般工人家庭并不一定有意义。戴卓尔政府在80年代，从出售公屋开始，推动房屋的私营化和市场化；新工党1997年执政后继续推行高楼价政策，10年间，搂市上升了至少5倍。虽然工人家庭不一定有能力支付那样昂贵的楼价，银行却很乐意批给贷款，政府也在背后大力鼓励。银行信用卡在鼓励消费中，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所以，尽快人们的工作十分不稳定，透过借贷，消费市场仍然很活跃，经济长期繁荣的“风光”也满足了贝理雅、白高墩一类的政客们维持执政需要。
这样的累积模式为处于资本主义核心位置的英美带来了30年代的繁荣，日本和欧洲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他们的资本累积策略也有所不同，例如德国，重工业的比例和工资谈判机制都要比英美重要。 但是，这种资本累积策略在2007-08年局限出现了，和30年前一样，受到通涨和石油价格的上升而凸显出来，但是最根深蒂固的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资本累积策略的内在矛盾。为了压抑通胀，就必须加息，加息也必然增加住房的按揭供款。这样，到了一般工人的收入不足于支付基本的生活开支，其中包括住房的按揭供款的时候，次按危机先出现了，银行的财政问题接踵而来，股市下跌，银行金融业先出现裁员。对市场的信心一旦动摇，消费和投资的意欲减低了，也带来商店和工厂倒闭潮。这就是危机的简单逻辑。
立足于“民生优先”的对策
我们中国人说，“危机”是“危”中有“机”。对于工人阶级而已，经济危机可能带来失业和饥饿，资本家必然藉助劳动力的供过于求，企图转嫁危机，进一步地攻击劳工权益。可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危，首先是资本家的危，因为资本的累计出现了困难，当然部分资本家和财团仍然赚取巨额利润，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力量是削弱了。资本和劳工是存在基本的利益对立的。2009年的春天，当G20集团的领袖们云集伦敦讨论如何拯救资本主义时，场外的工人和青年学生高举旗帜：我们不支付你们的危机！（We won't pay for your crisis）. 在这种背景下，资本的一方弱了，劳工的一方假若能团结起来，此消彼长，工人阶级就更能取得更大和更基本的成果。
面对资本主义下的种种不公平，世界各国的工会组织，左翼政党和进步运动一直都在倡导和推动社会改革的可能方案。总结来说，就是要挑战资本累积的基本逻辑，拒绝“利润至上”的原则，将人民的福利当为一切社会经济政策的第一考量。可是，在资本主义的繁荣期，经济保持增长，为资本家说话的经济学家容易合理化私营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模式，人们盲目相信市场的神话。当经济危机来临了，这种神话就必然不攻自破，市场化的替代方案落实的必要性也就呼之欲出。
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重大缺陷就是市场的不可协调，其中表现为消费和生产的失调，以及投机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失调。如前所述﹐就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而言，导致这种失调的原因包括：
1) 金融投机和银行借贷的过份扩张：实体经济和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下跌，资本大量投入金融市场，银行的资金水涨，以超低利息借给消费者，鼓励先花未来钱，其中表现为信用卡借贷和楼盘按揭的蓬勃。投机资本也因而流向地产市场，进一步推动楼市上升。一旦楼价升到工人的薪金无法承担按揭供款的地步，就出现了2007年8月开始的信贷危机(credit crunch)，正是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2) 工作缺乏保障和工资低廉：过去30年，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迁移到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十分低廉，缺乏消费的能力。以中国为例，工人的工资紧紧是美国工人的四十分之一！在欧美发达国家，工人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也受到很大的侵蚀，工作零散化，影响了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旦工人消费信心动摇，消费总量下跌，工厂的订单减少，工厂倒闭裁员，工人失业。
要避免同类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和减少当前危机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在制度上改变主要为资本累积服务的经济运作和社会保障的模式。这包括两个非市场机制的重新活跃和强化：政府和社会。 下面这些都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可能改革方案：
1 鼓励集体合作经济，推动生产者或者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协调地进行经济活动，减少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范围；
2 立法限制金融机构的投机活动，并将银行业国有化，避免过度借贷现象，有计划地将资金投入经济活动；
3 大幅度提高大财团的利得税率，特别是拥有巨额利润的垄断企业和跨国公司，甚至立法收归国有，令政府有足够财力支付公共开支；
4 政府立法大幅度宿短工作时间，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香港为例，1998年的经济危机令失业率和平均工时都上升，立法限制工时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5 政府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包括失业、退休、医疗、教育、房屋等，基本消费集体化，减低劳动者对雇佣工资的依赖。
这些政策方案，都在限制资本赚取利润的机会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权利，对工人阶级带来福祉。但推动这些政策一点也不容易，因为资本家、财团或者代表他们利益者必然会大力反对。所以社会经济政策也是政治问题，涉及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利益博弈。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要极大化自我的利益，就必须有良好的组织策略和社会动员，这些包括：
1 建立工人组织：单独的工人是独立的，无助的，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经济危机期间，只有组织起来，才是一个有力量的集体，抵抗来自资本和财团的压力。在工人组织权利未有全面保持的国家和地区，争取全面组织权也十分迫切；
2 重建阶级团结：工人阶级是有内在分化的，过去30年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强化了这种分化，分化与性别、 种族、地域、职业、合同标准等不同形式存在。工人运动要反击这种策略，就要尊重差异的基础上重建团结；
3 扩大支持联盟：工人运动向来需要进步知识分子的适当支持。过去30年，虽然工人运动在整体上衰退了， 但资本同样不是所向无敌，妇女运动、环保运动、学生运动等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运动，都对跨国资本及其剥削行为进行批判和监察。一场彻底的社会改革运动，需要不同面向社会运动的联盟结合。
4 加强国际合作：资本总是透过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弱化工人的集体政治力量和谈判能力。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资本全球化了，工人的跨国流动也增加了，但是劳工运动的基础还是在一国之内。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有协调地推动各国/地社会经济政策的改革，将有助于巩固一国/地之内的斗争成果。
回到中国：集体主义的重建？
分析历史，是要更清楚看今天；简单回顾欧美的历史，既是因为那里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影响着其它国家和地区，也是要从那里去寻找借镜。欧美领袖们正为目前的危机而困惑，终结历史的经验，大少各国的领袖们口径十分一致：“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合作”，危机步向战争的可能性减低了。如何说1930年代，社会民主和纳粹是两者对危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响应的话，今天统治者对危机的响应同样取决于围绕阶级利益的社会斗争模式。对白高墩而言，他要付出一切代价，稳定银行和楼市，因为他知道那是新工党“成功”的支柱。对美国而言，要一时之间推翻“自由市场”的教条还有困难。对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利用丰厚的财政储蓄创造内需。在这样的背景下﹐并不代表所有企业都有生存危机，事实上﹐如我们目前在中国观察到的﹐经济危机是资本竞争白热化的产物﹐结果可能是资本中的一部份淘汰另外一部分﹐拥有内需渠道的企业就可能是得益者。很多企业倒闭了﹐却为其它企业的生存﹑升级和扩张创造条件。问题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能生存的企业也可能压低工资。在失业的威胁下，部份工人在工作场所的斗争信心可能会减弱。但是﹐由于劳资矛盾激化了﹐工人的斗争也可能在量上增加了﹐主要围绕抵抗减薪﹑欠薪和要求解雇赔偿两大核心要求。
社会斗争的模式不能抽离于历史。如果说，过去30年，工人阶级利益受损，全球范围内贫富悬殊加剧的主要是因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旧集体主义的被瓦解时， 未来就要去尝试建立新的集体主义。在过去10年代，全球资本受到的挑战之一，来之于在“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的旗帜下各种社会运动的结合。我们能否在这一基础上去重建“新的集体主义”呢？ 网络式的社会动员起到很大的作用。从西雅图的反全球化示威，到伦顿的反战大游行，网络都起到一定的动员功能。但是网络式的社会动员也留于事件性，难以转化成持续的社会改革力量。最新的启示是，虽然我们不能对美国新总统抱以什么期望，不过奥巴马的选举经费大部分来者互联网上的低额捐款。在过去10年的斗争形成的国际网络, 将为来日各地社会运动的互相支持提供组织基础。例如, 山东烟台奥利威工厂工人争取成立能真正保障工人权益的工会,受到厂方打击﹐工人透过网络联络资本来源地欧洲丹麦的工会的支持﹐取得了局部的成果。
集体主义离我们并不远﹐它存在在我们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之中。在广大农村的部份地区﹐生产队和村集体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在城市﹐单位制度瓦解了﹐可是以单位为基础的社区集体仍然在部份城市工人的生活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新中国前30年留下来的遗产。传统社会的集体遗产更多﹐它以地源认同﹐宗教氏族的内凝聚等不同形式存在着。这些文化和历史的集体意识﹐对工人的利益而言﹐即有积极意义﹐也和很大的局限性。是否能转化为工人的阶级意识﹐还需要历史的观察和现实的实践。
对新集体主义的想象和追求﹐应该是结合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状况﹐联结全球和本土两种视角﹐去寻找新的出路。在农村﹐推动合作经济﹔在城市﹐推动稳定的社区建设和有效的工会组织﹐是在经济危机之下﹐可能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