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

自1999年推出“走向國際”策略以来，中國政府一直在推動中國企業往海外投資。這導致了中國海外直接投資（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簡稱ODI）和其他形式的投資從那時起有了顯著的增長。實際上，中國的ODI的發展快速程度已经讓它在2015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的来源。雖然中國初期在歐洲的投資增長較緩慢，但在200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後有了大幅度的增長。隨著2015年一帶一路的倡議，中國借鑒絲綢之路的遺產創造了六條經濟走廊和連接亞洲、歐洲、非洲的海上絲綢之路

這是一段來自德國亞馬遜工人在德國中部城市巴德黑爾斯費爾德(Bad Hersfeld)2016年罷工時的錄影片段。德國的亞馬遜罷工次數最多。在德國，勞動法是非常嚴格的──只有當集體合同完結後，工會及管理層不可以達成一個新的協議時，工會才可以呼籲罷工。

環境局的《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公眾諮詢文件》，提出兩項建議，當中提到A 餐和B 餐，分別只在於是否與內地南方電網聯網，無論如何, 使用天然氣發電比例都會增加，輸入核電的比例亦不會減少。福島核災之後，很多國家的人民都要求停用核電。就著廢核這個議題，本會聯同其他關注團體於3月9日舉辦了《核電歸零，能源再生》民間研討會。

香港核能幅射研究會及全球化監察等多個反核組織，3月9日中午在理工大學舉行《核電歸零，能源再生》民間研討會，期望集結民間力量淘汰核電。

10月11日下午，我們一行離開科隆的福特汽車廠[1]，在一個社區小公園裡稍事休息，接著步行前往附近一家土耳其及庫爾德人外籍移民中心（DIDF）。中心負責人和幾位成員接待了我們。

2010年10月13日，天氣晴朗。我們從科隆出發，驅車前往位於萊茵河東岸的城鎮萊沃庫森（leverkusen）——世界著名的三大化工企業之一，也是德國三大產業支柱之一，醫藥化工巨頭拜耳集團總部所在地[1]。當地的主要產業就是汽車和醫藥化工。我們要拜訪的從事勞工服務的“相互作用”團體就在此地。幾位工人被邀來為我們介紹自己的境況。不過，這裡且從拜耳與環保談起吧。

10月12日上午，由科隆驅車前往波鴻市，第一站是“社會救助中心”。這名稱聽起來像官方機構，其實是一個開放的民間自發組織。為失業者提供有關“社會救助”的諮詢服務，是它的重要工作項目。這裡的工作人員是自有職業、不領報酬的義工。中心採取會員制，經過申請再繳納5歐元，就可以成為會員。目前約有一百名會員，一部份是政治小團體的人士，也有單純參加到小酒館來的，年齡從16至70歲，很不平均。一般左派都是年輕人占多數，但是這裡都比較分散。身份職業也各種各樣，比如學生、退休者、知識份子等都有（接待我們的女服務者Rebeeca本人就是一個教師）。政治團體人士每月在這裡參加兩次討論會，每月有兩次提供給窮人的免費晚餐。

我們一行在10月參加了由德國亞洲之家和全球化監察所聯合舉辦的交流。頭一天，即10月11日晨，我們參觀了科隆的福特汽車廠，並同那兒的職工代表會代表和工會副主席交流。

在這篇文章裏，我嘗試闡述與一名尋常德國工人平生經歷有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及其轉變。用哥哥的生平來解釋這些關係，是從我跟他以及一些中國伙伴討論如何讓社會的不同層面更容易理解社會保障制度後得出。

勞工世界編輯按語： 2009年9月份，來自中國的社會活動分子在德國進行了為期兩週的參觀考察活動(註1)。期間在希爾辛巴赫（Hilchenbach）舉辦了週末研討會，共有48人參加。來自中國的代表通過六個報告，介紹了中國的情況和他們所開展的工作，並且就德國的情況提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