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運動

2010年10月12日，離開波鴻市的社會救濟中心後，我們前往歐寶汽車廠附近。一路上天色陰沉。據說每年這種陰冷以及雨雪天氣在德國會持續三個月，人們難以從事戶外活動，只能呆在家中。有些人甚至因此得了抑鬱症。將近傍晚5點時，我們拜訪了歐寶汽車廠的GOG組織。GOG的意思是“抵抗到底”（或“反抗無止境”）。

10月12日上午，由科隆驅車前往波鴻市，第一站是“社會救助中心”。這名稱聽起來像官方機構，其實是一個開放的民間自發組織。為失業者提供有關“社會救助”的諮詢服務，是它的重要工作項目。這裡的工作人員是自有職業、不領報酬的義工。中心採取會員制，經過申請再繳納5歐元，就可以成為會員。目前約有一百名會員，一部份是政治小團體的人士，也有單純參加到小酒館來的，年齡從16至70歲，很不平均。一般左派都是年輕人占多數，但是這裡都比較分散。身份職業也各種各樣，比如學生、退休者、知識份子等都有（接待我們的女服務者Rebeeca本人就是一個教師）。政治團體人士每月在這裡參加兩次討論會，每月有兩次提供給窮人的免費晚餐。

11月17日，我在東京參加了全勞協每年春秋二季舉行的“東京東部權益總行動”。這天全勞協東京東部的屬會，針對該區所發生的五件勞資爭議，一次過向有關公司抗議施壓。這種抗爭方式已經持續20年，每次都租用大巴士，一起到資方單位要求解決問題。我們五六十人分乘兩輛巴士，前後到了五間公司抗議。中間還去了“光輪馬達”公司去慰問佔領公司的工人，以及借住該處的中國研修生。我這次是經過日本電信公司內一個左翼工會的朋友介紹而參加行動，那工會叫做電機通信產業工會。一些曠日持久的勞動爭議往往不易成功，尤其當工人人數較少時。這種行動的好處是能夠集合同時發生了爭議的工人或工會，在同一天內互相支持，向老闆施壓，迫使其出來談判。

香港的勞資關係長期處於不平等狀態，究其原因是工人只能以「單打獨鬥」方式解決勞資爭議。大企業對小僱員的結果，是工人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對不公平的待遇只能啞忍，或找尋另一份工作。但不少工人都是家庭經濟支柱，試問又怎能輕易轉工？ 工人的命運是否必然要受老闆削剝？絕對不是！只要我們改變「單打獨鬥」方式，改以集體地與僱主談判，我們便能爭取更合理的待遇。「集體談判」在世界各國已經實行多年，在歐美一些國家工人受集體談判協議覆蓋的比例更高達八九成。反觀香港的比例恐怕連1%也沒有，可見香港何其落後。

中國日報網11月29日報導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在愛爾蘭同意接受來自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救助資金大約一週後，業界預計的民眾大規模抗議遊行終於在11月27日於首都都柏林爆發。

經濟學在生產研究上有一條〈邊際效益遞減定律〉。僱主明白工人就算自願連續工作8小時不休息、不進食，其生產力一定不及一個有休息和進餐的工人。若以件工計，就只能保證量不能保證服務質素。所以，僱主給飯鐘錢和休息時間給僱員都是基於要工人恢復生產力，促進勞資關係和諧，提高效率的工作安排，並非什麼恩賜，更非工業總會主席孫啓烈說的「不勞而獲」。

我們一行在10月參加了由德國亞洲之家和全球化監察所聯合舉辦的交流。頭一天，即10月11日晨，我們參觀了科隆的福特汽車廠，並同那兒的職工代表會代表和工會副主席交流。

幾天前，大家樂推出了剋扣員工「飯鐘」的政策，實質為減薪。而工人則採取了積極的行動，要求廢除這一決定，大家樂最終表示讓步。

自本年9月開始，柬埔寨成衣工人民主聯盟和成衣工人為「生活工資」展開連串的罷工，超過二十萬工人參與這場罷工與停工鬥爭，抗議成衣工人的最低工資凍結四年後，至今只是提高了5美元(月薪)，是次罷工是柬埔寨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工人行動。然而，工人罷工後隨即面對僱主的報復性解僱、訴訟、恐嚇以及來自政府和柬埔寨成衣廠商協會巨大的壓力，但許多工人仍然堅持下去，這正正提醒著我們，…

我們來自香港及亞洲地區的工會及勞工團體聯署聲援柬埔寨成衣工人民主工會聯盟和成衣工人的抗爭。自本年9月開始，柬埔寨成衣工人民主聯盟和成衣工人為「生活工資」展開連串的罷工，超過二十萬工人參與這場罷工與停工鬥爭，抗議成衣工人的最低工資凍結四年後，至今只是提高了5美元(月薪)，是次罷工是柬埔寨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工人行動。您們的抗爭深深觸動了我們，然而，工人罷工後隨即面對僱主的報復性解僱、訴訟、恐嚇以及來自政府和柬埔寨成衣廠商協會巨大的壓力，但許多工人仍然堅持下去，這正正提醒著我們，在香港和其他亞洲地區的成衣工人，當中大部分為女工，不再啞忍剝削，她們為了爭取公義，帶動工人群眾起來抗爭。